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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特意去查询了数据，1927年全国粮食收购量比1926年减少了1.28亿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仅为3亿普特。

    城市居民和红军都面临着粮食供应困难，国家的粮食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解决粮食收购问题，联共（布）中央于1927年12月14日、24日及1928年1月6日连续发出三道指令，要求各地加紧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完成任务。

    1月19日，您从新西伯利亚给中央发了一封密电，强调指出了两点内容：第一，根据《刑法》第107条，打击粮食投机者和富农囤积粮食者，因为他们是革命法制的破坏者。

    第二，根据《刑法》第105条，打击基层机关中那些纵容投机者，因为他们是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

    将严酷的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这种“非常措施”迅速扩展到苏联各地。

    上述“非常措施”的实行，虽使粮食收购数量暂时飙升，但引起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强烈不满。

    我访问的农民对于这种措施是如此说的，

    “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准备全力帮助国家，但是当局不让他们发展，因为当局对农民的粮食规定固定的价格，可是农民购买东西却无法按固定的价格。

    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立刻被当成了富农来对待，并且还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是说当局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穷日子。

    应当给农民自由，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发家致富，因为农民在养活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靠农民来供养，怎么能不给农民自由呢……

    我们只知道国家需要粮食，去哪儿拿？

    向农民要，向农民要税，向农民要粮，而农民除了种地获得的收入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我们国内形势的恶化，首先是由于农村形势、农业状况恶化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除了一小部分贫农以外广大的农村都在反对我们这一事实。

    现在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提得太突然了，这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农民对压榨感到愤慨。

    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并且用各种收费如农业税、保险金、贷款、股金等等去压榨农民，那就是我们改变了以前的法令和决定。

    照我看，这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甚至还要糟糕，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转变的。

    现在不是20年代，因此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会受到损害，事态会发展成公开的愤慨。

    您认定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之上，因此，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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